四、中医药研究中开展动物实验应注射的问题

（一）中医证型动物模型的制作方法和评价问题

中医诊治疾病的核心是辩证施治，所以制作中医证候动物模型是研究中医的重要手段。目前，称之为中医“证”的动物模型。一般有两类：一是根据临床某些证候表现，采用相应的手段在动物身上复现，再用临床常用的方剂反证，有效者亦称之为某证型的模型，如“脾虚”型、“阳虚”型等；另是无明确设想，即用某种方法造成病的模型，把西医“病”的模型当成中医某种证的模型，如，将溶血性贫血称之为“血虚”模型或以高粘滞血症作为“血瘀”模型等，前者比起后者较有思路、设想，具有一定的中医特色，当然严格说来也不能排除急性药物中毒所造成的病理状态。

近二十多年来制作成中医证候的动物模型约有十几种，制作方法包括病因模型和症状模拟。病因模拟如饥饿引起脾虚、风寒湿引起痹证等。这种方法所复制的中医证候动物模型，从形式上看很有中医代表性，但是中医对于病因造成证候发生这一过程的认识还很笼统，其中尚有一部分还没有从个性中找出共性，甚至从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再者所认识到的同一致病因素又会造成多种证候发生，而不同的致病因素也会造成同一证候发生；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致病因素又难以作用于动物等；症状模拟如用大剂量醋酸氢化可的松复制阳虚模型，出现体重减轻、拱背少动、反应迟钝、体毛不荣等。这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中医证候不仅是几个症状相加，而是对病因、病性、邪正盛衰等情况的概括。

复制祖国医学“证”的动物模型难度较大，因为中医的证是疾病的病因、病位及病邪性质的概括，且临床多以病人主观感觉反映出来，确切的客观指标尚在探索之中，即使客观表现如舌象、脉诊及神志等也不易在动物身上模拟出来。所以，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只有尽可能从“证”的临床辩证标准来评价中医“证”的动物模型。

（二）判断中医证候模型成功与否问题

至今判断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病因、症状直接判断；一种是根据常用方剂反证。从直接判断来看，由于低等动物皮毛与人有差别、语言不通脉诊又不适于动物等，这就造成有相当一部分病情资料，按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诊察方法在动物身上难以收集。所以对于复制的中医证候模型成功与否，因病情资料不全而难以给予比较确切的判断。如近年来复制的肝郁模型，动物表现是易激怒、好斗咬人、进食量少、体重增加慢。这一模型按中医传统的辩证方法来衡量，仅从症状来看也难以说就是中医的肝郁证。因为在症状方面还缺少胸胁满闷、善太息、脉弦等辩肝郁证的主要依据；从反正法来看，用临床常用的方剂作用于从病因、症状尚难以直接判断的模型动物，有效者称之为该证型，如用补脾药有效的可能是脾虚证。由于中医辩证施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对于相当一部分证候的治疗用什么方药至今还不完全统一，所以这一方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

（三）利用西药动物模型问题

中医研究中不能无明确设想，如未能以中医理论为依据，单纯把西医疾病模型当成中医证的模型，用此研究中药药理尚可，但要作为中医证的模型则不相宜。如中药对动物实验性关节作用的研究、大柴胡汤对动物实验性急腹症作用的研究、Ⅲ号排石汤对实验性肾结石作用的研究、四逆散对动物实验性休克作用的研究等，都是用西医现成的动物模型。这种方法对于进一步研究中药疗效和促进中西结合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对于发扬中医特色来说则无多大参考价值。因为中医诊治疾病有其独特的方法，理法方药有其一套理论体系，中西医之间无论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同一种西药疾病，中医可能诊断为多种证候，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而对不同的西医疾病，中医也可能诊治方法完全相同。所以要研究中医、发展中医，在进行动物实验时，不能完全照搬西医动物模型，否则就弃掉了中医几千年来总结的、至今仍极为宝贵的辩证施治规律。

（四）中医动物实验设计问题

中医研究中动物实验设计应考虑到人与动物的差异问题。人与动物的生命现象，其基本的生命过程，有一定的共性。这是医学实验中可以应用动物实验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不同种属的动物，在解剖、生理特征、病理特点和对各种因素的反应上，又各有其个性。例如不同种属动物对同一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不同，甚至对一种动物是致命的物质，对另一种动物可能完全无害。我国古代就已认识到：“人食矾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正因如此动物的疾病模型和人类的对应病证，虽有相似之处，但不一定完全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在动物实验中往往仅改变一个条件，而使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人体的许多生理过程是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显然在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较复杂的人体情况。

根据中医整体观的特点，在中医模型客观化研究中，以体表物理量（如体表冷光、体表温度和电阻以及体重等）为指标，快速、无损的探查方法是可取的，值得进一步探索。

采用多种病因、以不同的方法同时建立几种互相对立的模型以及指标测定方法学的改进等，不仅相对提高了测定方法的灵敏度，且获得了较大的可信性，思路和方法学上的这种改进，在中医模型研制中也是一个可喜的苗头。

中医“证”的动物模型主要用于各种证型产生、发展及转归的规律性探讨，并寻找其预防和治疗的理论根据。而中药药理的研究，一般说来，则不必拘泥于此，其现代医学多种病理模型（或制备的标本）均可采用。

（五）关于“脾虚”和“阳虚”动物模型评价问题

关于“脾虚”动物模型：①迄今对脾虚泄泻动物的评价，尚无肯定的意见。从大黄致虚模型来看，致虚物大黄是中医常用的苦寒药，我国医家通过临床大量医疗实践认识到，过量服用苦寒泻下药伤脾胃、耗正气，产生脾胃虚寒；又依中医“虚者补之”的道理，用适量四君子汤等理气健脾方药可使脾虚模型复健。从临床脾虚辩证标准及药物反证作用来看，大黄致虚的动物病理模型符合脾虚证。但也有作者用苦寒泻下法复制脾虚模型未成功；还有人认为，在短期内用过量大黄所致“脾虚”大鼠模型在唾液腺分泌功能方面与临床脾虚病人所见，不完全相符。②依据饮食不节，饥饱无度损伤脾胃的道理，采用甘兰加猪脂喂饲养动物制成腺虚模型，其设计思路较合理，且操作简单，制作容易。③采用饮食蛋白缺乏这样一种单纯因素短期内使动物呈现恶性营养不良状态，与临床脾虚证不尽相同，认为用此种状态代表中医临床的脾虚证似欠相宜。

关于“阳虚”动物模型：自60年代初，国内即有文献报道，应用大剂量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可导致实验动物耗损，出现一系列虚损症状，类似中医的“阳虚”，此种异常状态可用助阳药经纠正，故称之为“阳虚”模型。目前国内普遍采用这一方法复制“阳虚”模型，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多指标的助阳药药理研究工作。关于此种造型的评价，亦持不同见解，国内有人比较不同种类糖皮质激素（醋酸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为混悬剂，局部注射后吸收慢，作用时间长交易造成蓄积；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地塞米松--水溶性制剂，注射后吸收快，毒性作用小）对造型的影响，结果认为“氢考”所致的“阳虚”表现，可能是混悬剂长期应用所导致药物的在体内积蓄中毒反应的结果。本造型方法值得商榷，而慢性“阳虚”模型有待研究探讨。